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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28年北伐军占领北京，原属北京政府的陆军大学被国民政府接收并招生复课。接收前以奉系军官为主的陆大第八期生与接收后新招收的第九期、特一期学员同校上课，体现了北伐结束后南北新旧趋于融合的特征。接收初期，陆大校园内各种政治势力之关系错综复杂，加之校外各政治派别的介入，陆大内部各种矛盾加剧，最终演化成驱逐校长黄慕松的校园风潮。风潮结束后蒋介石北上，虽先后三次在陆大训话，但陆大校园内仍有各方政治势力所竞逐，显示出这一时期南京政府对陆大的控制实际有限。接收初期，陆大内部纷争与矛盾不断，也与南京政府的让步和妥协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北伐结束后南京政府对北方事务的策略与态度。

关键词：陆军大学黄慕松新旧融合校园冲突国家控制

陆军大学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初名陆军行营军官学堂，宣统二年（1910）更名为陆军预备大学堂，民国元年改隶参谋本部，民国二年更名为陆军大学，学校仿行德国体制，讲授高等军事学，是培养高级指挥官及幕参谋人员的最高军事学府。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为培养奉系军官、加强军事教育，于1925年任命张学良为陆大监督，韩麟春为陆大校长，招收以奉系军官为主的陆大第八期学员入学。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陆军大学被国民政府派员接收，直到1931年12月方才迁往南京。这一时期的陆大虽然被南方接收，但仍留在北方办学，随着校园内部各种矛盾浮现，最终发生驱逐校长黄慕松之风潮。接收初期陆大内部矛盾纷争不断，实则是北伐结束后国民党面临接收北洋旧政权困境的一个缩影，也体现出国民政府在北伐结束后对北方的控制实际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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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学界虽对北伐后北方机关、学校的改组、转型与国家权力的渗透和控制问题有所涉及，但研究尚不充分。李在全通过《黄尊三日记》研究北伐后的北平民国大学，认为其中反映出北伐结束后南京国民党势力无法进入的北平地区私立大学的特殊状况。王建伟研究北伐后北平与南京中央关系的变化，注意到北伐后中央政权在北平的“存在感”一直不强，国民党一直未能深入北平社会内部，中央政府也始终无法信任北平、亲近北平。事实上，这一时期不仅南京中央势力无法进入北平地区的私立大学，甚至对于在平的中央军事院校，南京中央势力于其中亦处弱势，国家权力在北方难以实现真正的渗透与控制，北伐后的陆军大学即其中典型。然而对于陆军大学，学界一直未给予充分关注，过往研究中也存在诸多疏漏，接收初期陆大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更是鲜为人知。接收初期陆军大学内部的矛盾与风潮，事实上颇能反映陆军大学内部国家权力缺失与派系势力竞逐的实态与复杂面向。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各方档案、报刊、日记、回忆录等为材料，考察北伐结束后处于接收初期的北平陆军大学，以此来探讨陆大校园内的各种矛盾、校园内不同政治势力的竞逐与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北方复杂政治环境。

一、新旧融合：鼎革之际陆大的接收与复学

1928年6月，奉军撤离北京，北伐军随即进驻北京，间锡山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并开始对北京各机关单位实行接收。作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国家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的接收问题从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高层的关注。在尚未接收之时，毕业于陆大的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就致电军事委员会，对陆大接收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应任命有学问且对革命有功者担任陆大校长；陆军大学应搬迁南京；学校学额应增加；并请在北方之阁锡山、白崇禧就近维持学校等。蒋介石一方面同意李济深意见，将陆军大学迁往南京；另一方面，先期委派陆大出身的刘光代理校务，实行接收。

随后，陆大的人事、招生与复学问题开始逐步提上日程。国民政府决定由国民革命军军官训练团副团长黄慕松担任陆大初审试验委员长，开始筹备在南京招收陆大第九期学生。对于以奉系军官为主、尚未完成学业的陆大第八期生，国民党高层此时大多态度宽容。蒋介石就致电在北平的白崇禧，明确表示允许第八期学员返校上课，完成学业。此时东北尚未宣布易帜，蒋介石此举或也表明此时中央对奉的友善态度，白崇禧在给蒋的复电中也提及此事，“汉卿兄闻之极感”。8月30日，黄慕松被正式任命为陆军大学代校长。蒋介石安排黄慕松主持陆军大学，一方面是因为黄性格谦恭、老成持重，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另一方面，黄慕松对军事学多有研究，其知识训练与资历能力皆能胜任陆军大学校长一职。但唯一不足的是，黄慕松并非陆大毕业，此前也与陆大并无多少交集，因此在陆大缺少基础。

对于陆大的办学地点，蒋介石此时却已另有考虑，转而倾向于陆大暂缓迁往南京，继续留在北平办学。为此，刚刚被任命为陆大代理校长的黄慕松致电蒋介石，表示仍希望陆大能够迁往南京，认为“陆大为军事最高学府，关系国本，中外与瞻。当此国民革命军接收开办之际，自应宽筹经费集中人才，培植良好之初基，免贻不良之改造。欲达此目的，必先将陆大移设首都”。但此时蒋已决心陆大暂缓迁宁，因此复电黄慕松明确表示，“陆军大学仍暂缓迁移为宜”。

蒋介石此时为何突然转变态度，由主张陆大迁往南京转支持陆大暂留北平办学？虽然在蒋相关的文电、日记中并未提及这一转变的原因，但揆诸时间线索，显然与7月蒋介石赴北平视察有关。7月3日蒋介石抵达北平视察，此行主要目的是赴香山碧云寺主持祭告孙中山，以及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协商军事善后事宜，讨论整军方案。蒋也召见了北方的各派人士，听取各方意见。其中就曾多次召见徐永昌，征询其对北方事务的意见。陆大毕业的徐永昌向其建议，由于内忧外患俱在北方，可考虑迁都北平，否则最低限度应将军事学校设于北方，可团结人心，一致对外，显示中央对华北的重视。而北伐后北平市面萧条，北方舆论亦普遍认为应将北平定位为文化教育中心。蒋对陆大迁往南京一事态度的转变，显然与其在北平期间的所见所闻有关。

接收后陆大的招生与复学，体现出新旧融合的特征：一方面仍遵循北洋政府时期陆大的招生条例与考试办法；另一方面，在招生的对象与人数上，呈现出鲜明的“革命”风格与派系色彩。根据陆大旧有条例的规定，新生入学需经初审和再审，初审和再审均应经过以陆大校长为委员长的临时试验委员会的考试。因此在10月25日、26日，陆大对招收的第九期新生进行了复试。

在明确陆大继续在北平办学、保留第八期生、新招第九期生后，南京方面还决定在陆大举办特别班，招收革命有功人员。特别班的举办，除了是适应北伐后军事整编、安置闲散军官的需要，也与时任军政部长的冯玉祥大力推动有关。特别班的招生标准，除对革命有功外，还要求团长以上军官，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及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分别保送20名学员入陆大就读，概不举行考试。陆大举办特别班的消息在当时颇引人注意，各方面希望进入陆大特别班就读的军官甚多，为此，参谋本部还专门增加了20名特别班人学名额。日本学者细井和彦就指出，当时陆大是成为高级军官并跻身社会上流的一个必经之路。刘峙、蒋鼎文等蒋介石嫡系将领都曾致电蒋，希望能被保送进入陆大特别班就读。但或许因刘、蒋二人此时均担任重要职务，因此蒋介石并未将二人送入陆大特别班就读。陈诚则选择时任中校参谋的黄维入特别班就读。相比之下，第二集团军保送的军官则多为名将，包括了任职军长的冯治安、韩占元，任职副军长的过之纲、张凌云，以及任职师长的吉鸿昌、张自忠等人。各集团军所保送的学员，在12月前陆续到校。

12月10日，陆军大学在北平举行第九期与特别班开学典礼，除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主席张继外，杨杰、方振武、商震、白崇禧等各集团军代表均出席典礼。陆大校园内新旧军人汇聚一堂，体现了北伐结束后南北、新旧趋于融合的特征，国民党也尽量避免再强调南北、新旧之分。罗志田教授注意到北伐前后“南北新旧”成为重要话语：蒋介石在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对北方军人宣言“绝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新旧恩仇之分”；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时也表示“绝无南北新旧之见”。二者如出一辙，足见“南北新旧” 正是时人关注之中心，而双方宣称的“无”实是既存的“有”。陆大第八期在接收初期曾被称为“俘虏班”，显示出国民党军人与奉系学员的紧张关系，但这一名称随即被学校明令禁止。为此，张学良还曾命令陆军大学90余名东北籍学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以免受到歧视。白崇禧也在开学典礼中表示，“北伐时所用之打倒军阀之口号，已成过去，不适于用今”，强调今后应共同致力于巩固国防，其中调和南北新旧的意味，更是不言而喻。

陆大正式开学后，代校长黄慕松一方面对陆大内部大加整顿，在学校建设方面也着力不少；另一方面，除了留任原有的中国教官外，还新聘任一批德国教官，新增马术在内的多门课程，注重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开展对学员的政治训练。这些举措，使陆大的教学规模逐步扩大、教学内容得以充实和提高、训练方法与人才培养方式也得以改进。第八期、九期及特别班同时在校，正如郭汝瑰所述，这是陆军大学在北平的最盛时期。北伐后陆军大学在接收与复学过程中，无论是学员的招收、师资的选聘，皆体现出南北新旧融合的特征。1929年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陆军大学条例和陆大特别班条例，标志着国民政府接管陆大后，陆军大学的办学有了制度性规范，陆军大学开始进入国民政府的统治体系。但在新旧融合的背景之下，校园内各方势力杂处，看似平静的校园中实则早已暗流涌动。

二、暗流涌动：接收初期校内的派系与矛盾

陆大正式开学后，新旧学员会聚一堂，在校学员人数较以往大为增加，学员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学员间派系分明，由于学员是由各集团军分别保送入学，在无形中形成了较为分明的派别。而陆大复学后，各方势力对陆大学员颇为重视，加以联络。如第二集团军驻平办事处处长丁春膏就曾在办事处宴请第二集团军陆大全体学员。冯玉祥甚至直接致电在陆大就读的冯治安，除要其安心求学外，还要其“对同学中有志之士加意联络”。桂系白崇禧、阎系商也分别宴请各自派别的陆大学员，同样意在加以联络。而以奉系军官为主的第八期学员，因系北伐前由奉系组织招收的，在无形中与北伐后新招收的第九期、特一期身份差异较大，彼此敌视，也在此时组建陆大第八期同学会，形成团体。

更为复杂的是，陆大学员的派别性不仅体现在来源于不同的保送单位，而且与人校前的就学经历相关。陆大学员中，有保定军校、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东北讲武堂毕业生，也有来自冯玉祥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和阎锡山北方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还有一些是其他各地讲武堂毕业生。由于毕业学校不同，又形成了不同的学员圈子，彼此也互不服气。学员之中较为复杂的派别性，是接收初期陆军大学校园内一个明显的特点，这为之后陆大的校园风潮埋下伏笔。

学员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陆大学员之间隐藏的对立与矛盾。由于设立了特别班，所以军级上有从中尉到上将的区别，职位上有从排长到军长的区别，年龄上有从20岁到40岁的区别，学员之间各方面的差异很大。当时不同思想的同学，尽管朝夕一堂，但精神状态、思想感情是不一致的，可说是尔虞我诈，“同床异梦”。凡属黄埔军校的学生是拥蒋的，非黄埔军校的学生及杂牌部队的学生，虽然立场不同，但反蒋是一致的，也有一部分是中立观望的，但思想深处是与反蒋系较接近的。在各方面、各集团军的同学相互对立、猜忌，表面上一团和气，内心里互有仇恨。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学员之间来自不同派系，而此一时期各派系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一直存在，导致彼此之间充满了矛盾、对立与不信任感。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南京中央势力在北平的存在感不强，即使是对在平的中央军事院校，中央的实际控制程度与影响力，也仍然有限。因此对于学校内学员思想的控制、行为的规范，更是鞭长莫及。

除了学员之间存在复杂的派系与矛盾外，在接收初期，学校教员之间、学员与学校之间也存在诸多隐藏的矛盾。学校教员之间，一方面是接收陆大后新进人学校的教职员与北洋时期陆大旧有教职员，存在隔阂与矛盾。另一方面，陆大教职员中鄂人自成一系，教育长周斌、教务处主任邹燮斌等学校管理层皆为湖北人，对校政有很大影响力，即便是南迁后，学校重要部门教务处、编译处、兵学研究院、图书室等仍由湖北籍教职员掌握。接收初期以教育长周斌为核心，鄂系把持校务，瓜分公款，暗中运动学员反对校长，以至于被陆大内部人士登报揭露学校“黑幕甚多”。陆大教职员中鄂系势力独大，学校“渐渐地发生了许多问题”，这也成为陆大代校长黄慕松与教育长周斌“貌合神离”的重要原因。

而学员对学校的不满情绪也在接收后不断滋长。北洋政府时期，陆大对学员的管理较为松弛，由于校舍不敷使用，因此大部分学员在校外居住，除上课外，学校也不便管理。学校对学员完全采取放任主义，离校不用请假，回校也不用报到。上课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也没有人查问。由于有钱、有闲（学习并不紧张），嫖、赌、抽，玩高尔夫球、打弹子、溜冰、跳舞，捧坤角等花样都来了。当时北平社会也把陆大学员戏称为三派，即少数研究学术的“研究系”、忙于应酬集会的“交通系”、终日喝酒打牌狎妓的“安福系”。毕业于陆大的军令部次长林蔚就曾批评“陆大毕业学生多，而与提高军队素质一层不发生关系，于是陆大人员等于军队累赘”。黄慕松担任陆大代校长后，力图改变陆大的种种不良风气，于是采取整顿措施，实施严格的军事教育方针，包括每周举行“总理纪念周”，作为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而住校的学员晚上要点名，外出要请假；上课时，课堂编有座位号次，由教务处长亲自到各教室查课。但正如后来担任陆大教育长的万耀煌所说，陆大学员特别是特别班学员，自第一期起都是特殊阶级，大半当过军师长，生活奢侈，谁也管不了，陆大自周斌（远村）教育长以下，实则难以过问。因此黄慕松在学校推行的严格的教学管理措施，必然会招致学员的不满。

接收初期陆大校园内学员、教员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派系矛盾，学员、教员对学校也有诸多不满。因此当黄慕松推行严格的教学管理举措，力图整顿陆大风气时，校内长期以来的不满情绪，加之突发事件与校外政治势力的有意干预，最终酿成了驱逐黄慕松的校园风潮。

三、校园冲突：蔡继伦事件与“倒黄”风潮

1929年的陆大校园风潮，由于牵涉范围较广，学员之回忆相差甚大，或语焉不详，或相互矛盾，似乎难以得知真实的情况。事实上，此次陆大风潮发动之原因，不仅与陆大内部矛盾有关，而且也与当时的时局紧密相关。而风潮爆发前出现的陆大学员蔡继伦被捕事件，是陆大“倒黄”风潮发生前影响校园内政治空气的重要事件。有鉴于此，首先有必要对蔡继伦事件做一梳理。

蔡继伦，字农三，湖北汉川人，早年投效西北军，曾任鹿钟麟部参谋处处长，第二集团军总部高级参谋等职。蔡是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参谋长刘骥的外甥，被第二集团军保送进入陆大特别班第一期就读。颇为有趣的是，蔡继伦还在北伐后担任了北平电车公司官股董事。蔡之所以能在北伐后担任北平电车公司官董，与他和北平市长何其巩的特殊关系有关。蔡继伦与何其巩曾同在西北军鹿钟麟处共事，分任参谋、秘书，地位相当，彼此相熟。蔡继伦被保送进入陆大特别班时，何其巩是保荐人之一。此前，北平电车公司官董的选派是由北平市政府负责，1928年12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下令更换北平电车公司官董，并由财政部选派新官董。旧官董蔡继伦等人大为不满，借口财政部更换官董与北平电车公司章程不合，四下活动，谋求抵制。1929年1月14日，因电车公司官董更换问题愈演愈烈，时任北平市长的何其巩找到蔡继伦谈话。何其巩指责蔡继伦不应继续兼任电车公司董事，而蔡继伦亦反唇相讥，双方发生冲突，何其巩遂命人将蔡扣押。事发后陆大特别班学员曾先后三批赶往市政府探望被扣押的蔡继伦，但因何其巩拒绝而未能得见。双方各执一词并互控到京，南京方面明确表示支持何其巩。值得注意的是，冯玉祥对蔡的为人早有不满，认为其为人极不实在，不是诓骗，就是欺诈。因此当蔡与何发生冲突后，冯玉祥在致电慰问何其巩的同时，还曾派人去陆大捉拿蔡继伦，但引发部分陆大学生的反对，因而作罢。但陆大蔡继伦事件已引发多方面的影响，一是陆大学员对北平市长何其巩的不满，掀起驱何风潮。他们联名通电各方，历数何其巩的罪行，并致电蒋介石请求撤换何其巩，引发北平政局不稳。二是冯玉祥曾派人进人陆大试图捉拿蔡继伦，因而引发校内部分学员（特别是湖北籍学员）对黄慕松的不满，认为黄慕松未能尽到校长之职责。而北方晋阎一系也趁机利用此事暗中活动，希望扩大事态，进一步推动陆大校内的不满气氛，全力攻击何其巩，借此与南京方面联合倒何，从而排挤冯玉祥一系在北平的势力。阎系大将、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此时与蒋介石派驻北平的杨杰私下沟通，认为此前发生的种种事故，何其巩“实为穿插其间的重要人物”，双方约定共同倒何，甚至已考虑好何其巩下台后北平市长的继任人选。三则是黄慕松曾主张开除蔡继伦，虽因各方阻止而作罢，但引发校内各地方派系学员对黄的不满。蔡继伦事件的背后，实则有晋阎一系与南京方面的深度参与。被各方煽动起来的校内不满情绪，即将酝酿起更大的风潮。

引发陆大学员驱逐代校长黄慕松风潮的直接原因，是这一时期一直拖延不决的陆大学员薪金发放问题，这一问题一直以来未被关注。所谓的陆大学员薪金发放问题，实际上也与时局紧密相关，是由这一时期国军编遣会议的召开和逐步实施的军队编遣而造成的。

为了解决北伐后国内军事善后问题、实现军政财政之统一，借以巩固中央权力，1929年1月南京召开了国军编遣会议，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根据陆军大学条例，陆军大学学员人校后薪金仍由原单位发放，每月汇寄学校或由每个单位的高级学员代领转发。因薪金待遇优厚，北平物价又低，因此陆大的学员生活一度非常阔绰。

随着编遣工作的逐步开展，相当一部分陆大学员的原有单位被裁撤，薪金发放遂成问题。许多陆大学员一向挥金如土，平日开支用度极多，以至于当时北平社会上，把陆大学员称为“六大学员”，意思是：派头大、架子大、傲气大、口气大、脾气大、手头大。因此当部分学员薪金来源中断后，许多学员特别是以中下级军官为主的第八、九期学员，顿感生活紧张，更加引发了陆大学员的不满情绪，有的学员甚至直接致电参谋本部催款。不少学员因原送单位未能按时汇寄薪金，以“感受经济压迫”为由，甚至转而向各省政府请水津贴。不仅如此，陆大学员“深恐此次受编遣之影响，致使大多数学员不能保留其原职原”，极为不安，因此均要求保留陆大学员原职原薪，不受编造工作的影响。

面对此情况，陆军大学的主管机关参谋本部虽竭力应付，但南京中央各机关仍拖延不已，一直未能妥善解决。参谋本部制定了《保留陆军大学校学员原职原薪办法》，明确规定原送单位编制变更或缩并的，学员仍保留原职原薪；原送单位解散者由军政部按一定比例发给维持费。虽早在2月28日参谋总长李济深就将此提交给国军编遭委员会核办，但此事拖延近半载，仍未处理完毕，使校内对代校长黄慕松的不满情绪更加高涨。加之黄慕松在校内仍继续推行其严格的教学管理规定，导致自接收以来校园内的各种矛盾最终激化，在1929年夏引发风潮。因黄慕松决定开除违反校纪的第八期学员刘绍武，在鄂系教职员的支持下，由湖北籍学员和第八期学员联合发动风潮，在校内召开会议、组成团体公开反黄，并借口孙中山灵枢奉安典礼，指责黄慕松对总理不敬，并列举黄摧残教育、违背部令、歧视陆大第八期学生、贪污等多条罪状，致电南京，要求撤换黄慕松。而陆大内部也在风潮中分裂为护黄派与反黄派，其中护黄派多系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学员，尤以广东籍的学员为最力，反黄派多系第二集团军、第三集团军、第四集团军等地方派系的学员。反黄派学员不仅人数较多，而且一般旧的教职员和教育长周斌等也在暗中支持。反黄派学员还以陆大各期毕业学生的名义，直接致电蒋介石，列举黄慕松多项罪名，要求蒋介石将其撤换。

蒋介石此时正忙于与冯玉祥的战争，起初得知此事，颇感意外，但对黄慕松仍持支持态度。因此在6月7日先后两次致电黄慕松，一方面要其严办不守纪律的陆大学员；另一方面，对于黄慕松面对校园风潮暂不到校、主动请辞的态度，蒋表示仍支持黄慕松担任陆大代校长，认为不可因发生风潮而轻易换人，为维护中央权威起见，也不宜骤然将其调换。参谋本部则电请在北平的何成濬与商震就近派员查办。但此时陆大校内反黄一派学员仍动作不断，在15日召开会议，准备继续反黄。陆大教育长周斌为夺取校长一职，也在风潮期间有所动作，一方面同意被开除学籍的第八期学员刘绍武返校复课，以赢得陆大各地方派系学员的好感；另一方面也寻求同为鄂籍的军委会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的支持。面对校内鄂系势力与各派系学员的压力，黄慕松表示不愿事态扩大，使校内同学分裂，认为“有这样嚣张的同事、同学，实无再干的意义”，决心辞职。6月20日，参谋总长朱培德电召黄慕松入京，询问陆大学潮原因并商讨解决办法。随后针对一直延宕不决的陆大学员新金问题，南京方面一改此前的拖延，迅速办理，参谋总长朱培德于22日呈交国民政府有关陆大编制预算与陆大特别班编制预算，国府随即将其转交立法院办理并正式公布。由于引发陆大学员不满的薪金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加之黄慕松此时已决定辞职，陆大学员的诉求得到满足，因而校内风潮也逐渐平息。1929年陆军大学校园内爆发的驱逐校长黄慕松风潮，表面上是因陆大学员薪金发放问题引起的，实际上则是自接收以来校园内逐渐累积的各种矛盾最终爆发的体现。而学潮爆发前陆大学员蔡继伦被捕事件的发生，引发校内各派学员的不安与不满，且校园外又有晋阁一系与南京中央合谋，希望借此次风潮，驱逐冯玉祥一系在北平的势力。校外各派政治势力的介人，导致校内政治空气十分紧张。随着编遣会议召开而出现的陆大学员薪金发放问题，因关系学员切身利益，且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使校园内对黄慕松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在校内鄂系教职员的有意推动下，最终引发各地方派系学员联合反黄。但倒黄风潮过后，各派政治势力对陆大的干预与渗透，仍未停止。

以“好好先生”著称的周斌主持陆大后，为赢得学员的支持，将黄嘉松时期严格的学校管理措施逐渐取消，甚至对少数调皮的学员采取收买手段。而各方政治势力仍竞相在校内活动，为学员许诺职位、提供津贴，拉拢陆大学员为各派系活动，原本直属中央的最高军事学府明显地方化。甚至1929—1930年蒋冯、蒋唐（生智）以及蒋冯阎的战事发生，学员自动回原部队参战，学校也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作为直属中央的军事学校，学校内部管理却如此混乱，学校内部的地方派系色彩也相当明显。随着此后北方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复杂，北平成为反蒋势力的聚集地，国民党党部势力始终无法进人陆军大学校，甚至出现了在陆大筹备党务的干部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逮捕的情况，陆大代校长周斌也不得不暂停陆大的国民党党部筹建工作，中央对陆军大学的实际控制也越发有限。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形成后，国民政府开始重视并加紧布局军事教育体系，陆军大学于1931年12月迁往南京。陆大南迁后，才规定自第十期学员开始非国民党党员一律人党，同时学校新设政治部，复兴社也进入学校全面监控校内师生。陆军大学南迁后新修订了《陆军大学校学员遵守规则》，从待遇、礼节、值班、请假、奖励、惩罚等方面全面加强对陆大学员的纪律规范。郭汝瑰在回忆录中就表示，“陆大移南京后，风气有些小小转变也是真的”。蒋介石也越发重视陆军大学，一方面指示参谋本部密切关注陆大学员，“对现在陆大生，须使其与本部密切发生关系，并随时调查其成绩存记，此为参谋本部惟一之基本工作，请特加注重”。另一方面，要求参谋本部将接收初期在北平的陆大第八期、第九期和特别班学员情况详细呈报，并分批召见。陆大南迁后国家权力在校园内的渗透与控制程度，与北平时期大相径庭。接收初期陆大对学员各方面的管理与控制极为松散，作为直属中央的军事院校，接收初期的陆军大学却始终未能真正为中央所掌控，接收初期的陆军大学实则处于中央与地方之间。

结语

李在全在对北伐后北平民国大学的研究中指出，这一案例不仅可以反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私立大学的发展处境，更反映了南京国民党势力无法进人的北平地区私立大学的特殊状况。尽管处于“党国体制” 之下，但党化压力与中央权力介人微弱，学校生存也须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而本文通过对接收初期陆军大学校园矛盾与冲突的考察，实则可以提供不同样本，从更多角度反映北伐结束后南京国民党势力无法进入北平地区的实际状况。陆军大学与民国时期其他的普通大学有相当大的区别，作为直属国民党中央的最高军事学府，中央的实际控制能力尚且如此微弱，各方政治势力皆能在校竞逐，遑论其他普通大学。由此可见，先行研究认为北伐结束后南京国民党势力无法进人北平地区私立大学是一种特殊状况，此种看法值得商榷。

接收初期陆军大学校园矛盾与冲突加剧，一是由于陆军大学此时正处于新旧融合、身份转换的特殊时期。国民政府接收陆大后，一方面允许以奉系军官为主的陆大第八期学员继续返校上课，另一方面从各集团军中招收第九期与特别班第一期入校就读，事实上颇有融合南北新旧军人之意。但无论学员抑或教员，南北新旧军人同处一校，难免存在各种隔阂与矛盾。身份转换、南北新旧融合问题，成为陆军大学有别于北伐后其他学校的特殊之处。二是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北平遂成“故都”，陆军大学地处“党国边缘”，中央鞭长莫及。这一时期北平虽在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统治，但党政军大权全由阎锡山实际掌控，在一段时期内都是蒋介石无法干涉的半独立王国，与中央的关系若即若离。因之各方政治势力竟相在校活动，但各方对陆军大学又都未曾完全控制，也都无意将陆大完全纳人自身势力范围，陆大在在华北复杂军政格局中处于颇为尴尬的境地。这显示出接收初期北平陆大内部国家权力的缺失与派系竞逐的实态，南京中央政府对陆大的控制，实相当有限。

对于北伐后北方与南京中央的关系，过往研究往往强调北方地方实力派的强势，南京中央势力难以在北方渗透，实则忽视了南京方面的主体性，因而这一结论尚可重新检讨。事实上，通过对接收初期陆军大学的考察可以发现，南京中央在陆军大学诸多事件中的让步与妥协，体现出南京方面对北方事务的一种策略，即尽量避免对北方事务过深介人，相当程度上尊重北方各地方实力派，通过让波部分权力换取他们对南京中央名义上的尊重与支持。接收初期的陆大在招生上兼顾各地方实力派利益，开学典礼上，杨杰、方振武、商震、白崇禧等各方面代表均出席，体现了中央对冯、阎、李等地方实力派的尊重和礼遇。陆大在北平期间，南京中央也较少直接干预，因此各方政治势力方能竞相在校活动。即使陆大出现风潮，南京也选择请北方要人就近查办。正因为如此，在北方动荡的环境中，陆军大学方能“虽处于逆方范围之中，但仍照常办理”。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也多次与张学良共同赴陆军大学视察与训话，相当尊重张对陆大的主张，甚至同意张学良在东北设立陆大分校。在决定将陆大南迁时，蒋也主动向张学良征询意见。此后，南京政府对北方事务仍持这一策略，深刻影响了1930年代的华北政治格局和对日抗战的形势。

正因为北伐结束后陆军大学留在北平办学期间出现诸多矛盾与冲突，国民政府最终选择将学校迁往南京。对于陆大南迁一事，过往研究仅简单归结为此举是蒋介石为就近控制陆军大学而有意之。但除了有就近控制陆大的考虑外，实际也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接受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建议，加紧布局军事教育体系和参谋改革方案相关，陆大的南迁因此成为国军整顿军事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曾任陆大教育长的万耀煌就把陆大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陆大南迁南京前属于“沉闷时期”，陆大南迁后为“鼎盛时期”。陆大北平时期与陆大南迁后遂成为陆大历史上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陆大南迁之前，北方尚处于复杂的军政格局之中，间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与南京中央的势力皆在北方地区博弈，中央在华北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对本属中央的陆军大学控制实际有限。陆大由北平迁往南京后，国家影响与控制日益增强，陆军大学至此完全纳人国民政府的统治体系。接收初期，陆大内部矛盾与纷争不断，也与南京政府的让步与妥协有关。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北伐结束后南京政府对北方事务的策略与态度。

陈劲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刊载于《民国研究》第4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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